文化翻身 启智兴邦——1956年《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》诞生记

1956年3月29日，中共中央、国务院颁布《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》（以下简称《决定》）。这是新中国成立后，首份将扫除文盲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的专项纲领性文件，明确了全国扫盲工作的目标、路径、原则与方法。《决定》开宗明义地指出：“在全国范围内积极地有计划有步骤地扫除文盲，使广大劳动人民摆脱文盲状态，具有现代的文化，这是我国文化上的一个大革命，也是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项极为重大的政治任务。”

近代中国积贫积弱，教育资源长期被少数阶层垄断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大众没有机会接受教育，文化贫困成为普遍性社会顽疾。1945年，毛泽东在《论联合政府》中指出：“从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中扫除文盲，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。”要让人民在政治上翻身的基础上，实现真正的文化翻身。1949年新中国成立，结束了百年战乱动荡，却面临全国文盲率高达80%、农村地区文盲率超过95%的严峻现实。突破这一困境，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重大课题。

新中国成立之初，在推进完成国民经济恢复这个首要任务的同时，党和人民政府有步骤地对教育文化事业进行改造和建设。1949年底，在毛泽东的直接关怀下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，将“提高人民文化水平，培养国家建设人才”作为新中国教育的主要任务，为扫盲工作锚定方向。1950年9月，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议提出“推行识字教育，逐步减少文盲”，毛泽东接见与会代表，极大激发了全国人民参与扫盲工作的热情。1951年，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文化教员祁建华创造“速成识字法”，大幅提高识字教学效率，经大力宣传推广后，成为扫盲的重要手段。1952年，中央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成立，标志着全国扫盲工作步入制度化、规范化轨道。截至1953年，全国已扫除职工文盲近100万人、农民文盲308万人，为后续大规模推进扫盲工作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。

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文化教员祁建华在向群众推广他创造的“速成识字法”

1955年，随着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合作化快速推进，工人需要看懂图纸说明、掌握技术规范，农民需要记工记账、学习农技知识等，劳动人民的文化水平日益成为制约生产生活发展的重要因素，扫盲工作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愈发凸显。同年9月，毛泽东读到青年团山东省委上报的《青年团高家柳沟村支部组织青年学习记工的经验》。这份材料介绍了一个村团支部将学习内容和生产实践结合，创办了以培训“记工员”为目的的记工学习班，取得了良好的学习效果。毛泽东为这份报告写下长达800余字的按语，并在其编入《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》时，将题目改为《莒南县高家柳沟村青年团支部创办记工学习班的经验》。他写道：“我国现在文盲这样多，而社会主义的建设又不能等到消灭了文盲以后才去开始进行，这就产生了一个尖锐的矛盾。现在我国不仅有许多到了学习年龄的儿童没有学校可进，而且还有一大批超过学龄的少年和青年也没有学校可进，成年人更不待说了。这个严重的问题必须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加以解决，也只有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才能解决。”他称赞这是“一个创造性的工作”，号召各地普遍仿办。在同年举行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，毛泽东再次强调，“扫盲运动，我看要扫起来才好……要在合作化中间把文盲扫掉，不是把扫盲运动扫掉”。这一系列指示，为扫盲工作全面升级指明了前进方向，推动其从局部性实践探索，逐步上升为全局性战略部署。

1955年底，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发布《关于在七年内扫除全国农村青年文盲的决定》，《人民日报》刊发《在七年内基本上扫除全国青壮年文盲》社论，为全国统一推进扫盲工作营造良好舆论氛围。1956年3月15日，全国扫除文盲协会成立，国务院副总理陈毅担任会长。该协会整合了教育、工会、妇联、青年团等多方力量，扫盲工作的组织保障体系日臻完善。在此背景下，29日，一份全国性、纲领性的扫盲文件——《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》应运而生。

1956年3月31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刊登的《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》。 中央档案馆藏

《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》内容系统、目标明确、措施具体，在新中国教育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。《决定》全面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扫盲工作的实践经验，紧扣社会主义建设现实需求，凝聚中国共产党对扫盲工作的深刻认识与科学规划，成为指导全国扫盲工作的行动指南。

确立“分层分类，循序渐进”的目标规划，确保扫盲工作精准有序推进。《决定》明确提出“在五年或者七年内基本上扫除全国文盲”的总体要求，并根据群体差异分类设定进度：“二年到三年扫除机关干部中的文盲；三年或者五年扫除工厂、矿山、企业职工中的文盲百分之九十五左右；五年或者七年基本上扫除农村和城市居民中的文盲，就是说要扫除文盲达到百分之七十以上。”扫盲核心对象聚焦于14岁至50岁青壮年，同时鼓励50岁以上文盲自愿参与，并要求共产党员、青年团员、干部等率先脱盲。针对少数民族地区与条件特殊困难的地区，坚持从实际出发，因地制宜制定扫盲计划、合理安排推进速度，充分体现实事求是的工作原则。

确立“联系实际，学以致用”的原则，将扫盲工作与工农群众的生产生活紧密结合。《决定》针对农村实际，制定三步教学法：第一步，适应农业合作化的迫切需要，教学本村本乡的人名、地名、合作社名、工具名、农活名等两三百个常用字；第二步，将教学内容扩大到本县、本专区的常见事物和常用语词；第三步，再扩大到本省和全国性的常见事物和常用语词，累计完成约1500个字的识字任务，达到“大体上看懂浅近通俗的报刊，能够记简单的账，写简单的便条，并且会做简单的珠算”等基本目标。针对工人群体，明确识字标准为2000个字左右，可采用统一识字课本，也可结合工业生产和工人生活的需要自编教材。

确立“以民教民”的实施方法，发动识字的人教不识字的人，充实壮大扫盲力量。《决定》指出，依靠专职教师无法完成全国扫盲的艰巨任务，号召广泛动员厂矿、农村、城市居民中识字的人，学校教师，高级小学以上学校的学生，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的工作人员，当地驻军等社会各界力量参与扫盲。要求对参加识字教育的业余教师进行必要的训练和教育，提高其文化和业务水平。对扫盲工作有显著成绩的人，政府应该给予适当的奖励，充分调动全民参与扫盲的积极性，让扫盲力量遍布城乡各地。

《决定》的颁布，标志着新中国的扫盲运动从零星的、自发的、地区性的探索，迈入了有目标、有计划、有组织、全国统一推进的新阶段，将扫盲上升至关乎社会主义建设全局的战略高度。

《决定》颁布后，全国迅速掀起扫盲高潮。各地紧扣《决定》核心要求，结合本地实际创新工作方法，推动扫盲工作从城市到乡村、从工厂到田间，真正走进千家万户。夜校里灯火通明，亿万工农群众捧起书本，神州大地掀起识字热潮。

城市妇女组织起来扫除文盲

在“以民教民”方针的指引下，全国上下呈现一片“读书声声响，处处是课堂，互教又互学，师生大家当”的全民学习氛围。人民群众创造出多样化的学习形式，工厂的“车间学校”、煤矿的“坑口学习小组”、农村的“地头学习小组”、妇女的“炕头学习小组”等遍地开花。各地还灵活安排学习节奏：工矿企业实行“长班短班结合、集中分散结合、脱产业余结合、自学辅导结合”，农村坚持“农闲多学、农忙少学、大忙放学、忙后复学”，做到了“学习方法大家找，怎么方便怎么好。安排活茬挤时间，能学多少学多少”。各地广泛动员干部、教师、军人、学生等识字者担任业余扫盲教师，“教师条件很平常，识字就能教文盲”“扫除文盲人人有责，教人识字是一项光荣任务”“亲教亲，邻教邻，夫妻识字，爱人教爱人，儿子教父亲”等口号迅速响彻全国。

各地严格遵循《决定》“联系实际，学以致用”原则，将识字教育与生产建设、生活实际紧密结合。农村扫盲紧扣记工记账、合作社管理、科学种田等内容，将农技知识、惠农政策等编入教材，既提升农民文化水平，又推动农业生产发展。工厂扫盲结合图纸识读、操作流程、技术标准等教学内容，以识字促技能，以技能促生产，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注入新的活力。

在《决定》的引领下，全国扫盲工作成效显著。截至1957年上半年，全国原有文盲中已有2200万人成功脱盲，160万人达到高小和初中毕业文化程度，青壮年文盲率大幅下降，工农群众的文化水平显著提升，进一步激发了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和创造力。农民学会科学种田，推动农业生产发展；工人掌握技术知识，助力工业化建设；基层干部提高文化水平，提升工作效率。1958年2月27日至3月6日，十八省市扫盲先进单位代表会在北京召开。陈毅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，他生动形象地将扫盲工作比作是让六万万人民“睁开眼睛”的工作。他强调，要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，一开步走，就要识字。并号召从扫识字盲，到扫文化盲，再到扫科学盲，来一个文化上的“原子爆炸”。

1958年2月，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批准颁布《汉语拼音方案》，这套简便易学的工具，成为新一轮扫盲运动的利器。山西省万荣县大力推行“注音识字”法，在加快扫盲速度、巩固扩大扫盲成果方面成效显著。毛泽东高度肯定万荣经验，作出批示要求全国推广。1960年5月11日，中共中央发布《关于推广注音识字的指示》。“学万荣、赶万荣”的注音识字运动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开展起来，极大提升了识字效率和知识巩固率。

1964年，我国开展第二次人口普查，结果显示，全国文盲率已从1949年的80%下降至33.58%，数亿人摘掉了文盲帽子。这一成就的取得，离不开《决定》的顶层设计和战略引领。这份诞生于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纲领性文件，回应了亿万劳动人民的文化期盼，彰显了中国共产党“以人民为中心”的执政理念，成为新中国文化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。

从扫盲运动到建设教育强国，从文化匮乏到坚定文化自信，新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在继承中发展，在创新中前行。其中，《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》立下的历史功绩，将永远铭刻在新中国的发展史册上，成为亿万民众实现文化翻身、凝聚起启智兴邦磅礴力量的不朽见证。